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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四十八
发布时间:202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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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所知,我们至少已经可以获得部分答案:这座城市强大的商业特性,以及这种商业特性中含有的压倒性的西方“成分”,对“上海人在根本上是与众不同的”这一观念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近代上海人已被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精明、足智多谋、会算计、头脑灵活、适应性强、随机应变(随时准备妥协,如非必要又寸步不让)。所有的这些特性都与商业有关。

  可以认为,上海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范例,商业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动力。依据这个城市来命名这样一种文化似乎是合理的,因此海派(上海学派或上海类型)与严谨的、传统的、正统的京派(北京学派或北京类型)是大不一样的。⁵⁰海派,尽管它的最初意思是指一种书画流派,是一种广义的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像鲁迅指出的:“‘京派’是官的帮闲”,而“‘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⁵¹

  商业及与商业相关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由西方人带来的。晚清中国的商业化,特别是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先于西方的到来。这一问题学术界已做了很好的研究并被有力地证明了,但在晚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显然与近代上海的活力极不相称。在近代上海,商业渗透于各阶层之中,普遍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城市的命运极为重要。在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很自然地给这种商业文化打上了西方烙印。“海”这个字并不仅仅是“上海”的缩写,也表达了它字面上的意思——“海洋”——这是一种譬喻的说法:上海的文化就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兼容并蓄。⁵²

  上海的街市图景可以被看作是城市商业文化的一种强大的表现。传统中国的大城市,包括常被视为商业首都的开封城,都是围绕着政治和国家建筑(如皇宫或官衙)或宗教建筑而建。⁵³上海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巍峨的商业性建筑作为其主要标志的大城市。巍然耸立于外滩和商业中心南京路上的多层办公建筑,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作上海的象征,就像曼哈顿的建筑是纽约的象征一样。南京路和外滩——作为一个外国人施展其经济力量、享受特权的地方和现代西方文化影响发源地——是西方商业入侵中国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象征。

  在众多的远离外滩的石库门房子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故事揭示了商业化的深入渗透。就是在这儿,在普通百姓的生活里,我们可以找到上海强大的商业文化的部分根源。上海——尤其是这些沿着南京路造在城市中心的房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房地产的发源地。在许多里弄地区,房客也成了商人:他们将房子转租给他人。因此上海的商业文化并不局限于租界里“商贾云集”的大企业,⁵⁴它也能在因谋生的需要而出现的小买卖中找到,比如所谓的二房东现象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常见的二房东、三房客现象,是人们在城市谋生或寻求成功的一种手段。⁵⁵

  这同样也是上海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的展示。成百上千的贫穷的乡村移民并不都是靠乞讨、拉黄包车或是其他繁重的劳动得以谋生的。许多人仅仅靠出租他们的部分住房谋生,甚至发点小财。那些承受不起或是不愿意支付顶费的人们就可以在这片“寸金地”租到大小不等的各类房子,从而去寻求他们的“上海梦”了。这些洋溢着商业气息的生活安排,注定会影响上海人思维方式的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通过上海里弄中商业和居住两者的和平共存更趋于“商品化”了。成千上万的石库门居民就在眼前做着小生意。这些商业机构——商店、作坊、工厂、银行、当铺、烟馆、妓院、茶馆、浴室、小客栈、学校、办公室、寺庙等——都位于弄堂里面,一家挨着一家。此外,形形沿街兜售的小贩出现于上海,他们不仅通过这种方式谋生,同时也为成千上万的居民服务。商业对上海人的影响是这样地紧实妥帖,确确实实,无所不在。

  对于一个长久以来轻视商业的民族来说,这种影响是一种堕落。王韬(1828—1897)于1849年来到上海,在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报社里做了12年的翻译。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沪虽混浊之场,而实为利薮所以。”⁵⁶王韬是当时极少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引介西方文明的先驱者,然而在私下里,他也没有高度评价上海及其商业。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顽固派眼里,对上海及其商业文化的看法会是多么不屑。尽管近代上海城市的繁荣是基于商业基础上的,商业还是作为社会恶化的原因而继续受到批判。“在上海,人们只关心金银的价值,而不知雅致和粗俗的渊源。”“社会风气是如此的糟糕,人人都注重利益,对个人的名誉却看得很轻。商业和市场是大众追求利润的心愿得以实现的地方。”像上面的这种评价,经常能在当地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里见到,在百姓日常聊天时也常常听说。⁵⁷按传统的儒家标准来看,城市的商业文化就是一种堕落,也是城市居民的堕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人士与保守分子站在了一起,共同谴责商业是腐蚀的、堕落的。中国的创建者之一陈独秀,也是一位对上海很苛刻的批评家,他对上海的攻击与保守的儒家阵营如出一辙。陈在五四运动期间(在那时他毫无疑问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主张“打倒孔家店”,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陈对上海如此断言:“所以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呜呼!上海社会!”在他的心目中,上海“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⁵⁸

  陈独秀后来被与他共同奋斗的人开除出党,但他们在谴责上海商业文化方面仍是坚定的“同志”。用白吉尔的话来说,中国的者把上海看作是在西方刺激下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上海已经成为西方的象征”⁵⁹。人把上海的商业化与西方联系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显然低估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创造性。西方的革新与影响提供了动力,而后来的发展与变革几乎完全是中国式的。

  无疑,1949年的革命给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套用中国人描述这场革命最喜欢用的一个成语,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⁶⁰然而,日常生活中根植于传统的许多习俗相比于革命的摧枯拉朽要持久得多。本研究并不是要把焦点延伸到革命以后,这里所引用的几个与本课题相关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就日常生活而言,解放带来的变化并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彻底。

  在居民区,人在建立居民管理组织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实际存在的居住模式和房屋结构。大多数情况下,居民管理组织,即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几个毗邻的里弄。每个居委会以其所管辖的某一条主要里弄的名字命名。例如,成立于1954年的正明里居民委员会,在其管辖范围内有三条里弄,从北向南依次是:嘉禾里、正明里、福德坊。有时一条里弄单独成立一个居委会,有时遇到规模较大的里弄,像建业里,即使单独成立一个居民委员会也还不便于工作,于是再分成几个居委会。无论如何,居委会的管理必须根据房屋的类型仔细划分;换言之,他们延续了解放前的模式。⁶¹

  应当注意的是,上海市内有一些小的分区,在那里棚户、石库门和新式里弄房子紧挨在一起,它们本应划进一个居民委员会,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作为城市居民管理组织三级系统中的最高一级,街道所属范围内可以包括各种类型的居民区(或住宅),但它通常根据居民区的类型分别建立居民委员会以划分相邻近的不同街区。例如,华山路街道管理着半打以上的居民委员会(确切数字随着数年来区域边界的改变而变化),其居民区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正明里居委会代表的完全是石库门住宅;老街居委会所管辖的地区大多是棚户;其他几个居委会,住宅类型要么是新式里弄房子,要么是西式洋房。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规模没有固定的范围,即使是“一般”规模的居委会,也有100—600户不等的规模。⁶²

  不用说,居民区和住宅类型是以居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然而,革命宣称其目标在于消灭社会阶级,而实际上却对维持现状很敏感。但是,这种在建立街区管理组织中的敏感表明人了解地方形势并明智地与之妥协,接受现状有助于迅速、全面、有效、顺利地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上海建立街区管理组织。居民委员会是这一体制的基本职能单位,它以旧的社区为基础,无疑减轻了居民因被迫接受新体制而带来的心理影响,增强了统治的有效性。

  如果回头打量一下街区的商业,我们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变革和持续的证据。1949年后,街头小贩在数量上急剧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灭。即使在“”时期,菜场仍在原来的地点继续营业,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解放后并没有多少新的菜场出现,这就意味着人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去相同的菜场买菜。六七十年代“副食品”经常短缺,这使得清早的菜场变成了“战场”,人们排着长队争购各类食品。直到最近的改革才使食品的供应趋于多样化——主要是允许农民进城贩卖——菜场实际上是新鲜蔬菜、肉和鱼的唯一供应地。此外,街区商店经历了一些变化,但仍保持着在当地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地区商店继续在相同的地方卖着相同的商品,为相同的顾客服务。而且,商店的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和解放前一样。

  但是大多数家庭经营的小商业没能逃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在于把城市私有企业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米店和煤球店都被集体化。商店店主被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资产较少且不雇店员(更确切地说,是不雇家庭成员以外的职员)的店主则划入“小业主”之列。米店被粮油公司接管,煤球店被煤炭石油公司接管,两者都受上海市政府第二商业局管辖。⁶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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