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进入国内主要房企行列、全球500强之一的上海绿地集团,正在谋求向“社区运营商”转型。在采访中,绿地集团相关人士的一番话,让半月谈记者印象很深:经过房地产业的几轮调控,行业亟待全面转型。今后,单一住宅商的发展余地将会日益狭窄,房企应更多地向“社区运营商”转型。“国有房企完全应该先行探索。”
翻阅绿地集团具体的经营业绩,发现“社区经营商”的理念,已经在其实践中慢慢成形、渐渐有了“眉目”:
住宅项目与商业地产项目紧密结合,形成商业综合体和社区综合体的“批发复制”能力。目前,绿地在南京、郑州、大连、武汉等多个城市都建设了功能较为完备的城市综合体。通过租售结合的方式,城市综合体建设在办公、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功能中实现平衡。
加强保障性居住社区的生活配套建设,以社区运营的理念培育新兴城市功能,激发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内在活力。绿地事业一部的负责人说,过去不少城市居民不愿搬到动迁房,关键是配套设施跟不上。当前的保障房也是同样的道理。最近,绿地承担上海江桥保障房建设项目,同时运作自有商业项目,保证居民的便利,待社区逐渐成熟后,再把商业项目逐步转移出去。
通过社区综合体的“城市功能增值”效应,为相关不同层次居民提供生活与工作的持续发展空间。绿地在西安市后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遇到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原有村子虽然已落实了就近动迁安置的政策,但今后村民的生计如何解决?原有的租房收入损失如何弥补?绿地的做法是建设一定的商铺分给住户,住户除了获得住宅补偿之外,还会得到一定的商铺补偿。村民既可选择自己开店,也可把商铺出租。由于城中村改造提升了周边的商业价值,村民收入不降反升。
绿地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离政策近、离干预远、随市场动”的思路,兼顾了房地产业发展中的主要“剖面”。
所谓“离政策近”,就是抓住相关重大政策的原发点和预热、培育的初始空间,结合政府急难问题,积极参与,在政策转变为具体操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说,重大政策是主流导向,在别人尚在观望时,主动作为,就可获得原发效应。在新一轮的保障房建设中,绿地在上海的江桥基地是首批项目之一。
所谓“离干预远”,就是企业一旦与政府在社会、经济及民生的主要目标上达成一致后,在具体运作中应保留足够的企业自主空间,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受到政府过多干涉和影响。绿地集团党委书记谢黎明说,在南昌、南京等城市,绿地都承担了第一高楼和首个高档楼盘的大型开发项目,在落实地标效应和城市功能协调的前提下,开发进度、定价机制及售楼组合等具体操作方式由企业自主决策,避免过多干预。
所谓“随市场动”,就是按照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调整市场机制,保证资金效率。在南昌首个高档楼盘的运作中,绿地创出了“控制单个楼盘单次收益率,高周转实现多楼盘综合效益”的资金运作模式。在南京地标建筑紫峰大厦的运作中,突破了传统超高层出租式管理的模式,保留核心物业自营,其余全部出售,并且先建售辅楼回笼资金再建主楼。这些市场化运作的新机制,已在业内获得共识。
上海绿地集团经过20年发展,去年营业收入超过1800亿元,利税近200亿元,在全国近60座城市承担了各种城市开发项目。
据张玉良回忆,20年前,绿地的起步原点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当时上海人均绿化面积在全国垫底的难题,探索以房养绿、以绿促房,也就是用市场化的收益解决单凭政府财政投入难以持续支撑的民生难题。
这个起步原点的核心思考就是公益、民生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据了解,绿地在上海旧城区改造过程中,创造出了“以动迁房源换取旧城区主干道改造开发”的模式;在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中,以大型城市综合体开发实现原住户就近安置和商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不同利益中求得平衡,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在新一轮的经适房、廉租房建设中,结合社区功能开发,在居住与生活中保持平衡。
上海市国资委的专家认为,房地产的特殊性在于民生与市场的结合,政府导向与市场操作有一致也有差别,需要有实力的企业在其中起平衡作用。“想政府所想”,不是简单地以企业行为做政府之事,而是要寻找“政府所想却做不了的事”,真正在民生与市场之间发挥协调与平衡的功能。(《半月谈内部版》2013年第1期,记者 李荣)